天博体育九江文史 江西首家科研机构——庐山植物园说明：本篇首发于《九江日报 · 长江周刊》2024年8月4日，总第995期。发表时有删节，以下为原文。

　　1934 年 8 月 20 日，庐山森林植物园举行成立典礼。当时中国科学社在庐山举行年会，许多科学家前来参加；蒋介石、熊式辉（时任江西省主席）也分别派代表出席。同日，植物园委员会第一次年会召开，正式选举秦仁昌为植物园主任。

　　1934 年 8 月 20 日，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志念，前排左一为胡先骕教授，右一为秦仁昌主任 图源：《庐山植物园最初 30 年》

　　1936 年 3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撰文指出，中国真正进行的科学研究从建立后才开始，二十余年成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有 34 个。在蔡元培列出的这些机构名单中，江西仅有一家，即庐山植物园。此时植物园仅创建一年半，却被中国科学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寄托了极大的期望。

　　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植物引种、培育和园林建造的历史极为悠久。然而，符合科学定义的植物园仍然是从西方传播而来。植物园是调查、采集、鉴定、引种、驯化、保存和推广利用植物的科研单位，普及植物科学知识，供人们游憩是其次要功能。因此，中国古代园林、私家花园不能被称为植物园。

　　在庐山植物园之前，国内也有少量植物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1929年建立的南京中山植物园和 1933 年建立的武汉大学树木园，但这几家植物园或未成规模，或因战乱而关闭。1934 年在庐山建立的植物园，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的一座正规的、大规模的、供科学研究的植物园。因此很多人认为，庐山植物园才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植物园。

　　庐山植物园的建立，要从被誉为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的胡先骕先生说起。胡先骕先生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

　　胡先生是江西新建人，曾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对庐山的地理环境与植物情况有深入了解。1925 年，第二次归国回来的胡先骕就任东南大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开始有了建设植物园的想法。1931 年，他受邀撰写《庐山志》中植物部分的有关章节天博TB，在庐山进行了植物调查。

　　在此期间胡先骕认识到，庐山很适合建设植物园。这是因为彼时中国的北方仍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国民政府统辖的区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如果从大学研究机构的角度，植物园开设在南京或武汉更合适，但这些城市的夏季过于炎热，并不适合大多数植物的培育。

　　在庐山建设植物园还有特别的考量。上世纪三十年代，庐山成为的“夏都”，便利的交通、良好的文化环境和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植物园的观赏、游憩功能与“夏都”氛围可以相辅相成，在庐山建植物园比在别处荒山野岭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影响力。对于只能花钱没法挣钱的科研工程，必须要考虑这方面因素。

　　1934 年 3 月，胡先骕开始推动植物园建设工作，他想方设法争取土地，向各方争取开办经费，5 月，他派出蕨类植物学家秦仁昌主持该项目。8 月 20 日，借着中国科学社在庐山举行第十九届年会之际，庐山森林植物园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我国第一座专供于科学研究的大型植物园、第一座带山地植物园就此诞生。

　　胡先骕先生坚持按世界一流标准建造植物园，特别派出陈封怀到英国学习造园技术。因政府拨付的经费不足，胡先骕组织的大规模募集资金活动，得到了一批社会贤达的支持，使得建园经费得以基本解决。

　　植物园虽在庐山，但建设条件也相当艰苦，中国第一批植物园建造者和植物学家们秉承“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经得起艰苦”的境界，在秦仁昌先生的领导下，仅在两三年内就将植物园的建造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植物园设立的植物标本室在当时被称为“东亚惟一完备的标本室”。

　　1938 年 7 月，日寇侵略九江，植物园员工们不得不撤离庐山，他们在秦仁昌教授的带领下辗转到云南丽江，在那里开办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

　　抗战在丽江的 7 年，庐山植物园工作与生活条件曾极度艰难，几乎陷入绝境。然而，植物园的研究者们仍然完成了大量的植物采集与研究工作，尤其是秦仁昌先生，因其在蕨类植物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被誉为“世界蕨类学之父”。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 年春，庐山植物园云南工作站结束了工作。秦仁昌教授等人被挽留在云南，后来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修水陈门五杰之一的陈封怀，担起了恢复庐山植物园的重任。此时的植物园，建筑尽毁，苗木枯萎，标本图书仪器都被日本人盗走。陈封怀先生几乎从零开始复建，他身居破屋茅棚，四下聘请科技人员和工人，想方设法筹措经费，其艰辛程度更甚于植物园初建之时。在陈封怀教授的努力和胡先骕先生的帮助下，庐山植物园得以恢复，但其规模已不如 30 年代。

　　从 1934 年建园，到抗日战争在丽江，到 1946 年重建，庐山植物园这十几年艰苦卓绝却又成绩斐然的历史，使得它被尊为中国植物学和植物园中“耶路撒冷”，中国植物学家们的“精神之园”。

　　解放后，庐山植物园先与庐山林场合并，后被收归中国科学院。50 年代初期，植物园也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然而到了 1954 年，陈封怀教授奉令率领部分科研人员前往南京，复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植物园——中山植物园，后来将它建成为国内最著名的植物园。而庐山植物园因园长和业务骨干都被抽走，元气大伤。可以说，从 1954 年起，庐山植物园就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这座建国初期仍排在第一的大型植物园，如今甚至很难进入全国前十。

　　庐山植物园的衰落主要是因为隶属与体制问题。1958 年，在江西省的“力争”之下，庐山植物园脱离中科院被划归到江西管辖，其结果是在中几乎被毁掉。虽经胡先骕先生努力，几年后植物园被中科院收回，但不久又再次隶属江西省，几经折腾，植物园的科技人员基本上散光了。

　　期间，植物园被改为生产车间，植物、标本大批被毁。改革开放后，植物园的科研工作依然没多太起色，以江西省当时的经济水平，实难支撑高等级科研院所运行。1996 年，植物园实行省院（江西省与中科院）共建，更名为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目前，这一新的体制已实施了 20 多年，效果如何？笔者对植物学不了解，无从评价。

　　不去谈什么体制了，在庐山上，笔者最喜欢植物园，这里更适合长时间逗留，或者读读书，或者躺在草地上看云雾。也可以在园内散散步，路过那“三老墓”，向胡先骕、秦仁昌、陈封怀三位老先生的墓碑颔首致意，或者到陈寅恪的墓前静立片刻。

　　庐山植物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是经过科技人员再创造的自然之美，是潜下心来才能感受到的静谧之美，是历史在你身边浮动的精神之美。